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奥尔布里希特的计算,1600年以前,欧洲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16世纪初,欧洲没有一座突破2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5座;直至16世纪末至l7世纪初期,人口在15万以上的商业城市才上升为4座。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
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布罗代尔认为,在工匠的店铺和城市市场的驱动下,欧洲经济在1450年后全面振兴;17世纪的欧洲不但店铺繁生,而且建立了密集的销售网络。但他同时承认,中国当时也存在一个活跃而牢固的市场经济,其城镇商业系统十分发达。在初级市场层面,中国组织得“令人惊讶”,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字般的准确”。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往来繁忙”;由互相联结且监督良好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商业网络布满了中国大地。此外,晚明也同样出现了与当时欧洲国家相似的近代化萌芽:水路网络漕运实现高度商业化;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通过贸易不断地开辟新市场,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生产领域;为了便利跨地区贸易,钱庄、票号和商会也在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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