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每一阶都只比次一阶高出一点点；国君的威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高出群臣之上。演变的极致，就是卫国的“政由宁氏”，只把宗教权力保留给卫君。鲁君的地位也凌夷不堪，到昭公时，鲁君已经四世不能掌握实权，昭公自己更是被逼出亡，老死客地。晋国也免不了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韩朝贡。齐、郑、宋诸国莫不曾有这个国君丧失主权于强臣的经过。
战国时代的各国，大都是这种强臣取代了故主建立的，例如晋的三家，宋的戴氏，齐的田氏。这些国君曾经亲身经历过封建国君威权不足的局面；秦楚两国的王室，似乎仍然是春秋时代的统治者，然而他们看见春秋之世君权凌替的例子也够多了。因此，甚至在春秋局面将要闭幕前的俄顷，新兴国家的统治者，已经十分注意如何把威权维持在绝对的高度。据说，知氏围攻晋阳不下，解围之后，赵襄子赏赐五个有功的部下，而以一个名叫高赦的居首，有一位大不服气的部下，询问赵襄子为什么把功劳不大的高赦居首功，赵襄子回答：
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这种尊主的态度，正是绝对君权所必具的要件。法家的理论家韩非，特别说明这态度的重要性：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
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君主，在性格上有时可能是神圣的教主，或者不做事的"虚君"，如现在英王之例，也有时可能是实权集中的专制君王。战国的社会结构，与春秋不同，已经逐渐抽去了世袭贵族一层，剩下的只是君主与被统治者两橛，没有中间许多阶层的逐级分权。春秋时代的楚国，君权似乎比其他各国的君权为高。晋文初霸时，权力也当不小。战国的君主就变成了权力的唯一来源，与毫无权力的被统治者适成对比。雷海宗指出，战国的君主，虽然在血统上仍是古代的贵族，但在性质上已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势力，而仅仅谋求一人或一家的利益。
这种性格，表现于战国行事者甚为彰明较著。战国最常见的是“裁抑世族，扩张公权”。于是勋旧宗室，在战国能屡代尊荣的，实在很少。说明这一现象最明白者，莫过于范雎与秦昭王的对话：
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
因为这个强干弱枝政策，战国各国罕见有数世的贵族，赵国左师触詟劝赵威后答应派遣少子出质时，《战国策》记其对话如下：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了。”
其实此中涉及者，不仅诸侯子孙；亲近的尚且如此，疏远的更是必无幸免。除王室一系外，战国诸国内，没有人在制度上可以拥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的个人集中，固早在秦一宇内之前，早已成为列国政治的常态了。
平行于上述的现象，战国的列强于战国中叶以后，即纷纷把侯伯取消，改采擅国自有、专利害、制杀生的王号，即是进一步的否定了累进式的封建宝塔，由国君上跻于最上层的天子，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了不可阶而登的悬隔。从此，整个国家已不能再有别人分离主权，国家是真正属于一人或一家所有了。
专有一国的君主，权力不能“批发”式的假借给各级封建领主；但是一国的国政不能不有人分别代劳，于是君主必须把权力“零售”式的委托给各级官吏。官吏虽然拥有执行的权力，却只是在4399时限内处理4399的事物，拘句话说，权力的唯一所有人，必须保留分配的权力和对其执行的监督。
职务的分配，在封建权力分包制最盛时，未必谈得到，然而在国君权力比较能运用自如时，春秋诸国也曾有过某种限度的分职。例如鲁国的三桓，分别有司马、司徒、司空的名号；列国也各有相似的职衔，纵然人数及名称未必相同。甚至，我们还看见一些更为细致分职现象的描述。然而，这些职务的分配，似乎不像是一个制度化的措置。我们在《左传》及其他材料中，看不出一个担任司马的大夫，可以在另一个担任司徒（或其他职务）的大夫属下领地内，行使司马的职权。列须注意，春秋诸国的大夫职衔，常在大夫们的聚会中自行推定，由国君任命的时候似乎比较少些。只有在晋国，文公归国以后，采用新的官投影，以军将为列卿，迥异于其他各国的旧制。这些晋国官员的职务，据《国语》说，是由文公分配，列入他返国后的新猷之一，所谓“属百官，赋职，任功”，显然牵涉到组织统属体系、规定职权及责任绩效三方面。文公手下，还有一些不管事务的卿大夫，我们可以由此推测，也许始霸的晋国当时已有了职、级分别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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